五代八 (第1/2页)

五十
　　
　　耳目口体之各有所适而求得之者，所谓欲也；君子节之，众人任之，任之而不知节，足以累德而损于物。
　　
　　虽然，其有所适而求得之量以任之而取足，则亦属厌而止，而德不至于凶，物不蒙其害；君子节情正性之功，未可概责之夫人也。况乎崇高富贵者，可以适其耳目口体之需，不待损于物而给，且以是别尊卑之等，而承天之祐，则如其量而适焉，于德亦未有瑕也。
　　
　　天下有大恶焉，举世贸贸然趋之，古今相狃而不知其所以然，则溢乎耳目口体所适之量，而随流俗以贵重之，所谓宝器者是已。耳目口体不相为代者也，群趋于目，而口失其味、体失其安，愚矣。群趋于耳，而目亦不能为政，则其愚愈不可言也。宝之为宝，口何所甘、体何所便哉？即以悦目，而非固悦之也。
　　
　　唯天下之不多有，偶一有之，而或诧为奇，于是腾之天下，传之后世，而曰此宝也；因而有细人者出，摘其奇瑰以为之名，愚者歆其名，任耳役目口四体以徇传闻之说，震惊而艳称之曰此宝也。是举五官百骸心肾肺肠一任之耳，而不自知其所以贵之重之、思得而藏之之故。呜呼！其愚甚矣。
　　
　　传曰：“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”孟子曰：“宝珠玉者殃必及身。”何也？愚已甚，耳目口四肢不足以持权，则匹夫糜可衣可食之腴产以求易之；或且竞之于人，而戕天伦、凌孤寡，皆其所不恤。崇高富贵者，则虚府库、急税敛、夺军储以资采觅，流连把玩，危亡不系其心；“殃必及身”，非虚语也。乃试思之，声音可以穆耳乎？采色可以娱目乎？味可适口，而把玩之下，四体以安乎？
　　
　　于阗之玉，驰人于万里；合浦之珠，杀人于重渊；商、周之鼎彝，毁人之邱墓；岂徒累德以黩淫哉？其贻害于人也，亦已酷矣！从吠声之口，荡亡藉之心，以祸天下，而旋殃其身，愚者之不可致诘，至此而极矣。郭氏始建国，取宫中宝器悉毁之，尽万亿之值，碎之为泥沙，不知者且惜之，抑知其本与泥沙也无以异；不留之于两闲以启天下之愚，亦快矣哉！
　　
　　夫岂徒宝器为然乎？书取其合六书之法，形声不舛而已；画取其尽山川动植之形，宫室器服之制，知所考仿而已；典籍取其无阙无譌，俾读者不疑其解而已。晋人之字，宋、元之画，澄心堂之典籍，尽取而焚之，亦正人心、端好尚之良法也。
　　
　　五十一
　　
　　闭糶以杀邻国之民，至不仁也；徒杀邻民而朽吾民之粟以趋于贫，至不智也。李氏淮南饥，周通糶以济之，二者之恶去矣。其后复大旱，民度淮争，李氏遂筑仓多以供军，周乃诏舟车运载者勿予夫禁舟车而但通负担，则所及者近，而力弱不任负者死相积矣。
　　
　　郭氏方有吞并江、淮之计，不欲资敌粮以困之，自谓得算，而不知此斗筲之智，徒损吾仁而无益也。
　　
　　旱饥即至于县罄，岂有馁死之兵哉？所馁死者民耳。立国则必有积储矣，即不给，而民之仅存者严刑迫之，无求不得也；又不给，而坐食于民，或纵之掠夺而不禁也；则使其主多以为军食，亦以纾民之死尔。
　　
　　禁舟车之运，勿使糶充军食者，亦适以重困其民也，岂果于救民者之所忍为乎？
　　
　　即以制胜之策言之：两敌相压，丰凶各异，所隔者一衣带水耳。淮南之民，强欲者，转斗而北，不可禁御，饥瘠濒死，睨饱食之乡，欲与争一旦之命，死且不恤，弱瘠无制之民且如此矣。如使兵食不继，彼且令于众曰：誓死一战，则禾粟被野者唯吾是饱。而兵之奋臂以呼，争先而进，以自救死亡，复何易捍哉？
　　
　　无德于民，不足以兴；积怨于兵，则足以亡。晋惠公闭糶而秦师致死，身为俘囚。大有为者，不与人争一饥一饱之利钝也。故唯深研于人情物理之数者，而后可与尽智之川、全仁之施。郭氏固不足以及此，为德不永，而功亦不集。唯保天下者可以有天下，区区之算奚当哉！
　　
　　五十二
　　
　　法不可以治天下者也，而至于无法，则min无以有其生，而上无以有其民。故天下之将治也，则先有制法之主，以使民知上有天子、下有吏，而己亦有守以谋其生。
　　
　　其始制法也，不能皆善，后世仍之，且以病民而启乱。然亦当草创之际，或矫枉太甚，或因陋就简，粗立之以俟后起者之裁成。故秦法之毒民不一矣，而乘六国纷然不定之余，为之开先、以使民知有法，然后汉人宽大之政、可因之以除繁去苛而整齐宇内。
　　
　　五胡荡然蔑纪，宇文氏始立法，继以苏绰之缘饰，唐乃因之为损益，亦犹是也。
　　
　　自唐宣宗以后，懿、僖之无道也，逆臣盗贼，纷纭割据，天子救死不遑，大臣立身不固，天下之无法，至于郭氏称周，几百年矣。唐之善政，无一存者，其下流之蠹政，则相沿而日以增。
　　
　　盖所谓天子者，彊则得之，弱则失之；所谓宰相者，治乱非所任，存亡非所恤，其令于民也，桎梏之以从令，渔猎之以供军；如此，则安望其有暇心以问法纪哉？叛臣而天子矣，武人而平章矣，幕客而宰相矣；则其所为庶司百尹、郡邑长吏者，举可知也。
　　
　　其薄涉文墨者，则亦如和凝之以淫词小藻、取誉花闲而已。及郭氏之有国也，始有制法之令焉。然后为之君者，可曰：吾以治民为司者也；为之民者，亦曰：上有以治我，非徒竭我之财、轻我之生、以为之争天下者也。
　　
　　夫郭氏之法，固不可以与于治者多矣。其宽盗一钱以上之死也，罢营田赋赋民而使均于民赋也，除朱温所给民牛之租也，皆除民之大蠹而苏之，亦救时之善术矣。
　　
　　若其给省耗于运夫，则运者苏而输者之苦未蠲也；禁民之越诉，而弗能简良守令以牧民，则奸民乍戢，而州县之墨吏逞，民弗能控告也；讼牒不能自书，必书所倩代书者姓名，以惩教讼，而讼魁持利害以胁人取贿，奸民益恣，而弱民无能控告也；其除賣牛牛皮者之税，令田十顷税一皮，徒宽屠贾，而移害于农、加无名之征也。
　　
　　凡此皆以利民而病之，图治而乱之，法之所立，弊之所生矣。盖其为救时之善术者，去苛虐之政，而未别立一法，故善也。其因陋就简而生弊者，则皆制一法以饰前法，故弊也。法之不足以治天下，不徒在此，而若此者为尤。虽然，以视荡然无法之天下，则已异矣。
　　
　　君犹知有民而思治之，则虽不中而不远；民犹知有法而遵之，则虽蒙其害而相习以安。盖郭氏惩武人幕客之樵苏其民而任其荒薉，标掊克之成格以虐用之于无涯，于是范质、李谷、王溥诸人进，而王峻以翼戴之元功，不能安于相位，故有革故取新之机焉。
　　
　　枢密不能操宰相之进止，宰相不复倚藩镇以从违，君为民之君，相为君之相，庶几乎天职之共焉。嗣是而王朴、窦俨得以修其文教，而宋乃困之以定一代之规。故曰：天下将治，先有制法之主，虽不善，贤于无法也。
　　
　　汉承秦之法而损益之，故不能师三代；唐承拓拔、宇文之法而损益之，故不能及两汉；宋承郭氏、柴氏之法而损益之，故不能踰盛唐。不善之法立，民之习之已久，亦弗获已，壹志以从之矣；损其恶，益之以善，而天下遂宁。
　　
　　唯夫天下方乱而未已，承先代末流之稗政以益趋于下，而尽丧其善者；浸淫相袭，使袴褶刀笔之夫播恶于高位，而无为之裁革者；于是虽有哲后，而难乎其顿改，害即可除，而利不可卒兴。此汤、武之继桀、纣与高皇帝之继胡元，所以难也。有法以立政，无患其疵，当极重难反之政令，移风俗而整饬之以康兆民，岂易言哉！上无其主，则必下有其学。至正之末，刘、宋诸公修明于野，以操旋转之枢，待时而行之，其功岂浅尟乎？
　　
　　五十三
　　
　　无子而立族子，因昭穆之序、为子以奉宗祀，自天子达于士，一也；而天子因授以天下为尤重。异姓者不得为后，大法存焉。春秋莒人后鄫，而书之曰灭，至严矣。乃事有至变者焉，则郭氏是已。
　　
　　郭威起于卒伍，旁无支庶，年老无子，更无可立之肩羣从；柴氏之子，既其内姻，从之鞠养，而抑贤能可以托国，求同姓之支子必不可得，舍郭荣亦将孰托哉？既立宗庙，以天子之礼祀其先，神虽不歆非类，而岂自我馁之乎？故立异姓以为后，未可为郭氏责也。
　　
　　或曰：威无同姓可立之后，知荣之贤，引而置之将相之位，以国禅之而不改其族姓，倣尧、舜之道不亦美乎？舜宗尧而祖文祖，祀亦可弗绝也。
　　
　　曰：时则上古，人则圣人，在位者则皋、夔、稷、契，而后舜、禹之受禅，天下归心焉。乃欲使篡夺之君、扰乱之世，彊藩睥睨以思弋获之大位，取一大贤以下之少年，遽委以受终，庸讵得哉？
　　
　　舜穆四门、叙百揆、雷雨弗迷，而共、驩犹狺于廷，三苗犹叛于外。若禹平水土、定九州，大勋著于天人，群后之倾心久矣，舜抑承尧之已迹而踵行之，而荣恶足以胜之？自朱、李以来，位将相而狂争者，非一人也。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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